从云南上课归来（1）
2004年年底第一次到云南昆明开会，感觉那里到处都是风景。此次院里派到云南去上课，觉得未尝不是一次好的暑假出行机会。所以也怂恿女友收拾好东西一并前去，幻想着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我们都在心里为此次出行感到喜悦和激动。
去的地方在云南威信县。先打算坐飞机到了昆明再转车，后又发现有火车直到威信县上面的昭通市。和弟谈了后，他推荐我们坐车——火车或汽车都行——先到宜宾或泸州，然后再转车前去目的地。而我们想的，这路上不是有蜀南竹海吗？想想，就觉得定不枉此行。
为了上课，小可认真地备课，为课件准备了尽可能详实的教学材料，包括图像和视频甚至课堂讨论题目。2006年在内蒙古上课时，感觉中小学老师如今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容易和新鲜的事物、观念、教学方法等打交道的。更何况我自己也曾经有中小学从教的经历，对他们，我打心里是非常愿意亲近的。毕竟，中国的教育事业正是由千千万万平凡而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担当起来的，而不是靠嘴皮上的理论和心灵的建构实现的。想象着和他们的交谈，心跳会不由加快的。
我知道，中国地域广大，也就必然意味着各地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且差别的程度是书斋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人如果在电视里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或影像，就觉得自己真的了解了中国的实际，那实在是在侮辱整个人类的智慧。如果一个人以为世界不是本质的就一定是非本质的，然后要么从现代主义来继续建构一个美好的新的教育世界，要么从后现代主义来建构一个更更美好的新的教育世界（尽管“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分子大约不太喜欢使用形容词的比较级或最高级），这样的人不是欺世盗名就是从小只读圣贤书而不知道鲜活的教育世界总是让理论退隐，让“此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
之所以要说这些，总觉得自己能成为一个被成为“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人，与自己当初的“自由抉择”是分不开的。爱教育，并爱着它的一切，这世界上人大可选择很多生活方式，从向着俗世的荣耀进发到为着一日三餐奋争，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在“此时此地”，一个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总是有限的，这既受制于环境诸物，也受制于他的心灵。在现代社会，我们做每一项事业，总是基于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教育为例，这是一个教育权和受教育权从私权向公权转化的时代。从前，我们是七岁发蒙上小学，未觉得有何不妥。陈章良教授不是9岁了还在海边拾贝壳吗？一样成为一个大教授，而且是真正有学问的教授。今日，在很多地方，要是不上幼儿园，就进不了小学一年级的教室的门。更有，要是没有上学前大班、小班，也上不了学。再进一步，不进托儿所，以后的事儿就无从谈起。
这过程，我们看到，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群专职人员，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而仅非我个人的名义。
因此，能有幸被社会选拔出来从事教育他人孩子或抽象而言是全社会的孩子的人，是神圣的。在现代社会，从教是唯一还保持着神圣性的职业。
所以，顶着35度以上的高温出行，于自己的工作还是于自己的身心，我都是那样地像幼时去姥姥家有如朝圣般的准备。而且，何况我还要让自己心爱的人和自己一并出行。我的眼前有五彩祥云，且有一位教育的仙子在纺车上织着新的教育图景。
2008-8-13夜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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